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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处以死刑的解决机制，一般来讲，国家在公开场合是禁止的，是要干预的，但在暗中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你们家族里面没人告发就没有人主动去管。这样一种劝解机制在中国古代社会事实上起了一种很重要的作用，很多纠纷就是这样解决的。

第二天来了十几辆小轿车，车里面出来都是戴墨镜的络腮胡子的人，挨家挨户敲门命令搬，居民们都害怕了，于是纷纷开始搬了。比如现在有政党、政治社团、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禁止诉讼期间（简称禁讼期）。应当说，这里如果一定要彻底分清是非的话，这个纠纷也许到今天还解决不了。我们知道，解放前，有些人富点，有些人穷点，有些人赤贫——连鞋甚至连裤子都没有穿的。

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我要表达的主要意思，或者说中国古代社会纠纷解决思路能对我们今天社会提供的借鉴，简单说来就是几句话： 第一，纠纷解决一定不要光指望政府，要调动社会上的一切因素、一切主体、一切形式来参予纠纷解决。这些纠纷解决方式，要是从现代西方的民主自由权利角度来看，当然是不当的。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措。

第一，个人、社会自力解决是纠纷的最主要解决途径。[3]175仅仅这样理解国家，当然就把国家仅仅当成了斗争工具，所以要不停地煽动人们相互斗争，不停地用国家的暴力进行压迫。所以，好多纠纷实际上是以一个大家公认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来了结的，有时甚至是以牺牲某些法定正当权益的方式了结的。通过这样的反省，我发现，我们过去对于纠纷解决，有很多致命的认识错误。

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所谓政治解决，就是国家通过政治策略的变化来解决纠纷，比如这些年国家通过城乡居民一体参加公务员考试、各类人员就业考试的政策，解决了过去多年城乡居民之间因为户口差别产生的许多纠纷。

1.从国家而言国家解决纠纷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幻想消灭纠纷的和谐社会。孟子说：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但我们党现在已经执政快60年了，如果执政党仍旧把自己定位为革命党，把自己的政权叫做革命政权，这是相当不恰当的。个人也是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部分。第二，在夺取政权之初，自50年代至70年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纲领指导之下，继续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那是为了斗掉潜在的旧制度、旧思想，斗得人们思想升华，斗得大家灵魂深处闹革命，最后实现最高层次的和谐——共产主义社会。[1] 我们过去在立法上过分追求尽善尽美，所以就尽量推迟立法的进度，使得很多问题长期无法可依。

在司法上，长期格外追求在个案处理结果上的尽善尽美，过分强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宁可牺牲法律的一般规则也要曲当个案的事实。反之，纠纷越少或者纠纷解决得越顺畅的社会，其社会和谐程度越高。

西方国家规定三审终审，我们规定二审终审，我们比西方国家更希望官司早些了结。在过去数十年里，我们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曾经犯过根本性的错误。

中国过去的江湖社会也盛行决斗解决地盘或势力范围纠纷。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冲突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驭社会之上的力量。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社会和谐的程度，端看其纠纷解决的成效如何。我们党过去对国家的理解，可能主要来自恩格斯的名言：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今日台湾的《民法》仍有类似规定，曰自助行为。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恩格斯也说过：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清代法制导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1]吴思。

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近代以来，政治党派社团参加纠纷解决，主要指其对其内部成员之间的纠纷进行调处，亦包括它参与其他社会纠纷的解决过程。

国家如果在纠纷解决中把握不好自己的角色或者角度，就容易成为社会冲突双方怨恨的对象，或者把自己卷入纠纷的旋涡，那么它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就要受到怀疑了。大凡纠纷发生之际，在社会中有一定身份名望的成员会自动站出来对纠纷双方进行调解和仲裁。

和谐的社会，是社会自治比较成功的社会，不是国家暴力张扬使民众胆怯的（法家）商韩式社会。这时的宗族，作为纠纷解决主体，实际上已经与国家有机连接了。再次，社会组织有自己的制裁机制，以保证纠纷解决的有效性。与国外和台湾的调解制度相比，这体现了国家权力过分使用的倾向，反映了对民间社会自治的极度不信任。

（3）法律上规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中国早在唐代法律中即有规定，债务人如逃避债务，债权人可以牵掣或强牵其财物并告官（如牵掣过契又不告官，则坐赃论）。

隐蔽的秩序[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12]张中秋。除了严重刑事犯罪以外，所有违法和违反习惯引起的纠纷，都可以看成是民间有权参与解决之事，不可看成首先是国家之事。

如果一定要说还要斗争，不过是要以法律机制与违反社会和谐、民主法制的现象斗争而已，这不是人民群体的阶级斗争或革命运动。（2）地缘社会，指乡约、乡党、村社、同乡会、保甲邻伍以及现在的村组、社区等等。

比如吴思在《隐蔽的秩序》中所列举的盗匪组织通过自己的某种制裁措施来解决纠纷、收取保护费[11]409～411。国家推行这种关于老人使用拐杖的范式，实际上就是想培育敬老文化环境，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人们敬老养老，以助于解决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养老纠纷。第二，国家纠纷解决途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途径。在旧中国，商人会馆、行会在纠纷解决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能帮助解决商人群体与官府之间的纠纷。

比如，在中国古代的宗族，有聚族鸣官的告官模式和受官命调处的解纷模式。佐治药言？学治臆说[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马克思，恩格斯。

（2）当众指斥，制造舆论，挑起道德审判。这种斗争思路也是不可取的。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找领导去、找公安去、找法院去，是人们在纠纷发生后的第一反应。